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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回顧黨百余年的歷史進程，黨內很多重大理論和思想的創生，都是為了回應和解決其所處時代的重大現實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黨和國家面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重大現實問題。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此后，市場經濟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非公有制經濟得以快速發展，一個數量龐大的新的社會階層產生了。在此背景下，“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應運而生。
21世紀初，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戰略中的前兩步如期實現，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但這個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在此背景下，科學發展觀應運而生。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我們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此背景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應運而生。
（二）世界進入新變局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指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關鍵時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從把握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高度，提出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大論斷。
（三）黨面臨執政新考驗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黨面臨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將長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將長期存在”。
一方面，黨面臨四大考驗。
一是執政考驗，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已連續執政70多年，面臨大國大黨長期執政的考驗。
二是改革開放考驗，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全面規劃和部署。新時代新征程，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改革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
三是市場經濟考驗，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等重大論斷。2024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四是外部環境考驗，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日趨復雜。要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防范化解各類風險隱患。
另一方面，黨還面臨四種危險。
一是精神懈怠危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越來越好，部分黨員干部出現“松口氣、歇歇腳”的想法。
二是能力不足危險，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廣大黨員干部要“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三是脫離群眾危險，對于個別黨員干部脫離群眾現象，需保持警惕，所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要竭力遏制這種現象的蔓延。
四是消極腐敗危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腐敗是社會毒瘤。如果任憑腐敗問題愈演愈烈，最終必然亡黨亡國”。當前，反腐敗斗爭面臨新的局面，我們要做好各方面工作。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銳意進取，克服種種困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何以能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開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兩個結合”是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根本途徑。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體現在黨成功開辟了中國式革命的道路。我們黨在成立之初比較弱小，對共產國際較為依賴。1921年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共產國際為參會代表提供了較為充裕的差旅費，并派了兩個人來幫助我們。黨的二大決定正式加入第三國際，成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1931年，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黨的六屆四中全會突然召開，原來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王明進入政治局，取得了中央的領導權。這一時期，我們黨對共產國際的依賴達到高峰。此后，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思想影響下，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開始艱苦卓絕的長征，給黨的革命事業帶來巨大沖擊，嚴重削弱了黨的力量。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在黨內的統治地位，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使黨重新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軌道。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獨立自主地解決中國革命和革命戰爭的重大問題，標志著黨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獨立地承擔領導中國革命的重任。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體現在黨開啟了中國式建設道路。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在學習蘇聯經驗的過程中，暴露了不少因“照搬蘇聯經驗”而帶來的工作弊端。以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和黨的八大召開為標志，黨對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開端。
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同志首次明確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這一重要概念，“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二）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深化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識，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
中華民族是古老而偉大的民族，創造了綿延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說，即公元前800—前200年間，在古代中國、希臘和印度等地產生了代表人類文明重大突破的軸心文明。這一理論體現了西方世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悠久歷史的高度認可。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把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同本國具體實際、歷史文化傳統、時代要求緊密結合起來，在實踐中不斷探索總結，才能把藍圖變為美好現實。
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黨的十九大、十九屆六中全會提出的“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概括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內容，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豐富發展。
“十個明確”所闡述的是非常重要的內容，直接使用“是”的判斷，重點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十四個堅持”是對新時代我們黨治國理政重大方針原則的高度凝練和科學概括，對我們黨不同時期形成的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作了整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側重回答新時代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十三個方面成就”全景展示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理念、成就和經驗，既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的結果，又以一系列重要原創性成果豐富發展了這一重要思想。“十個明確”、“十四個堅持”、“十三個方面成就”彼此呼應、相互貫通，明確了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構成了系統全面、邏輯嚴密、內涵豐富、內在統一的科學理論體系。
（一）使命任務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61年，中國開啟了近代史上第一次近代化嘗試——洋務運動。然而，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1895年北洋海軍在山東威海全軍覆沒，標志著洋務運動的失敗。早期現代化的嘗試失敗后，歷史重任輾轉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頭。
1987年，鄧小平同志首次明確提出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目標：20世紀走兩步，實現溫飽和小康，21世紀用30年到50年時間再走一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前兩步如期實現后，我們黨進一步細化第三步的實現路徑，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今，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如期實現，開啟了邁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新征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總的戰略安排是分兩步走：從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黨的二十大報告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五個方面的中國特色，即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關于“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目前，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8%。龐大的人口基數意味著現代化進程的規模性、艱巨性將成倍增加。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中國已連續兩年出現人口負增長，這是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對此，一部分人感到憂心忡忡，認為改革開放幾十年來推動中國快速發展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然而，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人口變化的影響。雖然，人口負增長確實帶來一系列挑戰，但是也為推進人口大國向人才強國的轉型提供了契機。未來，我們要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追求高質量發展，從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培養具有高知識儲備、高科技儲備的人才隊伍。在這個過程中，生產效率的大幅提升，可以有效緩解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消極影響。
關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目前我國發展仍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其一，地區不平衡。東部與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其二，城鄉不平衡。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明顯快于農村居民。黨的二十大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通過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如農村土地“三權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其三，群體不平衡。貧富差距問題同樣突出。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其中，初次分配主要靠市場，包括勞動報酬和土地、資本等要素的收入；再分配靠政府，包括社會保障、轉移支付、民生兜底等措施；第三次分配靠社會，鼓勵社會力量通過慈善捐贈、志愿服務等方式貢獻力量，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或同步富裕，而是通過合理的政策措施，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比例。以浙江省為例，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省提出通過“擴中”“提低”改革，率先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關鍵的一個核心指標就是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萬元到50萬元的群體比例達到80%、20萬元到60萬元的群體比例力爭達到45%。
關于“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對外掠奪獲取資源和財富從而實現現代化不同，中國致力于走和平發展道路來實現現代化。
（二）發展目標
發展目標可分為不同層次，從大的方面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我們的目標。從各領域來看，在改革方面，我們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在法治方面，我們提出全面依法治國的目標。
以“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為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這是兩句話組成的一個整體，即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兩句話都講，才是完整的。只講第二句，不講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
1992年，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恐怕再有30年的時間，我們才會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習近平總書記對此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總目標問題，要用廣闊的世界歷史眼光來看”。從世界歷史角度看，經過長期劇烈的社會變革之后，一個政權要穩定下來，一個社會要穩定下來，必須加強制度建設，而形成比較完備的一套制度往往需要較長甚至很長的歷史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
“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包含方向性問題。改革不能偏離正確的道路，必須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牢牢把握改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這里面最核心的是堅持和改善黨的領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偏離了這一條，那就南轅北轍了。”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全面總結40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其中第一條就是“必須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不斷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也強調，要“堅持黨中央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的是制度的現代化，即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基本矛盾運動原理中提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現代化。我們不僅要實現生產力的現代化，還要實現制度的現代化，才能實現全面的社會主義現代化。
（三）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從６個時間段分析了社會主義思想從提出到現在的歷史過程，內容包括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并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第一，空想社會主義產生和發展。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30—40年代，出現一批以托馬斯·莫爾、圣西門、傅立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是人們對未來社會的美好向往與憧憬，其影響幾乎遍及歐洲，并達于美洲。
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標志著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正是這兩個偉大發現，使社會主義從空想變成了科學。
第三，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并實踐社會主義。列寧成功領導了俄國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科學社會主義從理論到現實的歷史性飛躍。
第四，蘇聯模式逐步形成。列寧逝世后，斯大林成為蘇共最高領導人。此后，蘇聯在長期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蘇聯模式，即采用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第五，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盡管探索艱辛坎坷，但我們黨取得的積極成果是極其寶貴的，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第六，我們黨作出進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逐步探索出一條適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其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創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經濟制度以及各方面體制機制等具體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國家層面民主制度同基層民主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堅持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符合我國國情，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點和優勢，是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四）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1.“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是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全面推進。其中，經濟建設是根本，政治建設是保障，文化建設是靈魂，社會建設是條件，生態文明建設是基礎。
以“經濟建設是根本”為例，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將高質量發展明確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蓬勃發展，已成為技術、人才、資金等諸多發展要素優化配置的成功案例，也是我國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生動寫照。2022年，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車國內市場銷售占比達到了79.9%，2023年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占全球比重超過60%。2023年中國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大汽車出口國，新能源汽車出口作出了很大貢獻。2024年7月，國內市場新能源汽車的銷售數量首次超過傳統燃油汽車。
2.“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取代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形成全新內涵，彰顯了我們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是戰略舉措，“全面從嚴治黨”是保障。
（五）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形成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的重要思想、關于黨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
第一，黨的十九屆二中全會將“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寫入憲法總綱，這是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憲法完善發展的重要舉措。
第二，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紀檢監察體制改革。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黨的十九大修訂的黨章明確“黨的中央和地方紀律檢查委員會向同級黨和國家機關全面派駐黨的紀律檢查組”，規定了全面派駐機制，完善了派駐監督。黨的二十大修訂的黨章增寫“按照規定向有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派駐黨的紀律檢查組”，這是派駐機構范圍的進一步拓展，增強了派駐監督全覆蓋的有效性，有利于進一步強化對國有企業、事業單位黨組織的監督。同時，深化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及時進行談話提醒、批評教育、責令檢查、誡勉，讓“紅紅臉、出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組織調整成為違紀處理的大多數；黨紀重處分、重大職務調整的成為少數；嚴重違紀涉嫌犯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成為極少數。
第三，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概括了黨的百年歷史經驗，對新時代偉大變革總結出十三個方面的歷史性成就。
第四，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確定了“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其中，“‘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必須遵循的原則”中第一條就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
第五，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非凡的政治魄力和戰略定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以刀刃向內的政治勇氣向黨內頑瘴痼疾開刀，領導和推進史無前例的反腐敗斗爭，打出自我革命的“組合拳”，消除了黨、國家、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
第六，在新時代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和理論探索中，我們不斷深化對黨的自我革命的認識，積累了豐富實踐經驗，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論成果，系統回答了我們黨為什么要自我革命、為什么能自我革命、怎樣推進自我革命等重大問題。
四、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大意義
第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一系列原創性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廓清了一系列大是大非，為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
第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洞察歷史前進的邏輯和世界發展的潮流，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在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維護人類文明多樣性等多方面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進一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將其放到黨的百余年歷史進程中去，以更為宏大的視角，看待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一脈相承的關系。另一方面，要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放在今天的歷史方位和時代背景下進行全面考察，將其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目標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們相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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